在天津一家养老院，4位年龄之和超过300岁的老人成了“网红”。在互联网上，他们是余老师、卡尔、鲍勃和爱丽丝，出演的小视频点击量过亿次，粉丝们的IP地址能串起半个地球。
每集小视频有40多秒，最长的不超过1分钟。他们在养老院里熬洗发水，上化学课，军训和踢球，“除了轻松就是愉悦”。
他们说消费陷阱是“用六位数的密码保卫三位数的余额”“建议不要给年轻人建议，给他们一笔钱就行了”“输在起跑线总比输在终点强，省得一顿跑了”“从哪里跌倒就在哪里多趴一会儿，歇够了再起来”。
“死亡”不是话题讨论的禁区。视频里，余老师的电话簿摇身一变成为“生死簿”，她拿着红笔，圈住没接她电话的人，再打个叉。他们拍短视频系列“化学逝验”课，余老师是化学老师，其他人扮演学生，都因为化学实验的错误操作而“去世”过。
衰老和疾病都留在了视频外。“显眼包”卡尔今年83岁，他的耳朵已经听不太清，还得过一种叫格林巴利综合征的病，收过两次病危通知书，现在，他的每根手指只有第一关节能够稍稍弯曲。
90岁的余老师有脊柱侧弯，“浑身都疼”，只有躺着的时候能缓解一些。
鲍勃最为年轻，63岁。他50岁时得了脑梗，现在只能控制半边身体，他把助行器称为自己的“腿”，很多时候，起身坐下都需要人搀扶。
73岁的爱丽丝心脏上有个支架，她负责照顾“剧组”里的所有人。
凑齐这个四人“剧组”不容易。爱丽丝曾在老人们所在的养老机构当“大管家”。在她看来，普通的养老院里“大部分都是老百姓”，老人们被送来时，有的得过脑梗，有的胳膊腿哪儿哪儿都有问题，有的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能配合顺利拍完视频的没几个。这也是爱丽丝“上场”的原因。
视频里，他们懂年轻人的情绪，经常用一通“歪理”治愈了网友：拖延症是因为自信，动手能力强，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讨好型人格是因为有用户思维，懂得利他；社恐是因为有惊人的专注力，不会被外界干扰。
他们还输出不少“毕生功力”：过年回家如何应对父母的催婚、亲戚的问话，如何面对“阴阳”你的同事、故意找茬的人，被欺负了“不要陷入自证陷阱，要强势反击”，还会列举最让人讨厌的沟通方式，开展“心眼子训练”……末了，还会告诉你，“不听老人言，开心一整年”。
他们不是这些台词的“主创”。一些在视频里说的话，他们也是第一次听，第一次讲。
在一场“心眼训练”里，爱丽丝是一名爱占便宜的人。同事拿奖了，她阴阳怪气地让人请客，“就这点小钱还计较”。卡尔示范如何怼回去：“那等我再攒攒，给你们一人买一套房。”
去年拍视频时，爱丽丝还没退休。适合拍视频的老人不够，她就省去中午休息的时间参与进去。她觉得自己这代人受的教育是，不管是不是分内的工作，能多干绝不少干，年轻时为朵“大红花”拼命干。
当了一辈子化学老师的余幽芳扮演“余老师”，评论区里，年近80岁的学生认出了她。年轻时，余老师当班主任，背着小女儿和学生们去农村劳动，把孩子围在土炕上。她要求孩子小时候在晚上7点准时洗漱完毕，坐到灯下学习，后来女儿当了教授、博导。退休那年，学校想返聘她，培训机构请她去讲课，她都拒绝了，“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任务”。帮女儿带孩子时，她每周都拉着小外孙给十几层的公共楼梯打扫卫生。
退休后，她想 “尝试新的东西”，在老年大学上了8年课，学书法和绘画，学玩平板电脑，里面的游戏她都玩腻了，智能手机换了4个，她强调，年轻人用的软件自己也会用。参与短视频的拍摄也是为了体验新的东西。
鲍勃觉得拍视频帮自己开阔了眼界。他们拍过一期AI和ChatGPT，拍摄前，鲍勃根本不知道人工智能是什么，看了脚本，再跟导演请教，他弄明白了。
卡尔是导演陈卓的爷爷。陪伴爷爷是陈卓放弃在广州做服装生意，回到养老院工作的最直接动力。“念两遍（台词），形容词动词的，不顺嘴，有时一句话好几个‘的’，”卡尔的评价显得直接，“有时也不太懂（台词）”。
但这些都不影响他们“落实编导意图”。陈卓是名90后，学编导出身，比余老师小一甲子。他同时负责摄影、编剧、录音、美术、场记和剪辑。
他说自己拍视频的初衷很简单——给老人们拍短视频的体验。在此之前，他把鸵鸟蛋、完整的菠萝蜜、VR眼镜带进养老院，“那些都是有形的体验”。
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把台词分角色打印出来，两三百字占满一整张A4纸。用手机拍摄时，陈卓教一句，拍一句，同时解释大概是什么样的情绪和动作。拍得不理想，他还会主动示范一下。
“怎么才能活得轻松愉快？”陈卓把手机镜头对向余老师，让她重复这句台词。“不要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就好。”镜头转向卡尔。卡尔接下来的台词全场最难，有17个字，他录了4遍还不对。他提议，能不能给台词里加个“是”，被拒绝了。最后陈卓给出的方案是，这句话断成两句，分着拍。
视频不按剧情发展拍摄，每个人只需要对着镜头分别说完自己的台词。等到导演陈卓花半个小时剪辑完，他们才会发现，“噢，原来像小情景剧一样”。
“我们设计的大部分段子来源于网络，台词是假的，剧情是假的，每天演绎的故事也是假的，但是在演绎的过程中，大家产生的那种嘻嘻哈哈的情绪是真的，那才是真正的自己的另一面情绪。”陈卓说。
现在，人们会围住去赶公交的爱丽丝、拦住电梯口的卡尔，求合影。去年重阳节，来慰问的、约采访的、要为老人们表演节目的，一拨接一拨。有粉丝发现，这些老人在同一天登上了一家电视台的6个频道。
“人家想和我照相，我就去和他照相，不去拒绝别人，”爱丽丝说，“大伙儿喜欢，这也是让我高兴的事。但我还是我自己。”她不关注外界的评价，只担心自己演不好拖大家的后腿。
对于他们来说，拍视频成了每天的固定期待。他们会提前确认拍摄时间和地点，然后安排自己吃饭和吃药的时间，提前15分钟上完厕所，作好准备。
鲍勃从来没看过成片。对他来说，拍完就是结束了。他不上网，不用智能手机，是四人组合里最年轻的“老”人。
鲍勃称自己是“一个只关注电视的残疾老人”。他房间里的电视很少关，新闻频道是首选，播完了他就看电视剧。“电视一关，准醒。”
他听新闻听得认真。他知道云南干旱可能是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对“新质生产力”的分析能写出一篇论文，他想知道创新科技加上AI智能如何能助力养老行业。他记住了很多具体数字，“2.97亿”，这是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
“人是高级动物，你得思考。”鲍勃指着自己的脑袋说。他和来访的记者讲自己的经历，毕业于名牌大学，进过国企，下海做过生意，管理过几百人的大厂子，20世纪80年代开上奔驰。没有人能佐证他这些话，在养老院里，没有人关心彼此的“过去”。
“有多少粉丝，是不是‘网红’，对我来说，没用，”他又强调，“我就是一个残疾老人，就是养老。”
陈卓想起一个细节：一家媒体来采访，剪辑出来的一段视频掐头去尾说了一些话。在网上播出后，评论区出现了不少攻击余老师家人和鲍勃的话。陈卓看了十分生气，他担心这些负面的评论和情绪会影响到他们。
但他观察到，余老师和往常一样平静，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对于坏的事情她都能如此接受，那么再好的事情对她来说可能也就‘不过如此’，可能我们这个年龄段很难理解和做到。”陈卓说。
爱丽丝觉得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感受。她年轻时，每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但因为出身不好，她家“被抄了一遍又一遍”。她觉得现在社会竞争激烈。
“人老了还能有用，还能给大伙儿带来欢乐，算发挥余热的一件事。”爱丽丝说，她最担心每天无所事事。从橡胶厂退休后，她又去养老院应聘执行院长，一干就是18年。她像个八爪鱼，食堂采买、维修配件、消防检查、食品卫生，样样都需要她。院里的事找她，老人们家里有矛盾也时常请她调和。她最烦填表，给老人量体温洗脸换衣服喂药洗澡，给房间做卫生消毒关门……每一项都有要填的表格，“无穷无尽的”。
追溯到4个人“网名”的来源，爱丽丝回忆，那时候他们刚开始拍短视频，还没多少人看，一个流量很大的博主来和他们合作拍一个短视频，就起了这些名字。名字叫响了，就沿用了下来。
“我不知道什么是‘流量’。”90岁的余老师说。她习惯让导演把这些视频通过微信发给她，她再存进手机里，转发给自己的孩子们。她喜欢这个拍摄过程，这是过去90年里她不曾有过的体验。
这些“出圈”的短视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陈卓的生活，他开始有意识地调整选题。有养老院来请他为新媒体账号“起号”，几所高校邀请他去讲课。余老师不用再担心“他老拍这些，怎么赚钱啊”。
陈卓说，拍摄这些短视频的目的不是为钱，将来也不会为了钱去改变初衷，更不可能利用老人们去赚钱。
有眼尖的网友发现，视频里，老人们说的一些话在别的视频里也出现过。但从这些爷爷奶奶嘴里说出来时更有说服力。
“当一个老年人站出来，说着年轻人的话，站在年轻人的立场和视角去支持他的时候，他会觉得好像一个曾经的爷爷奶奶去抚摸着他的头，说‘乖，你不要焦虑，不要有压力’，对吧？”陈卓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