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谈彩礼再谈恋爱，一地高达200万元
江西某地不含车房彩礼超过38万元；河南某地全款买车买房之后还要二三十万元彩礼；福建某地彩礼最多甚至高达200万元……伴随着春节的结婚高峰，高价彩礼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彩礼本是一种传统婚俗，寄托着父母对新人的美好祝福。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一些农村地区的彩礼居高不下甚至一路看涨，并出现农村比城里高、家庭越困难越高等怪现象。
难以承受彩礼之重
这个春节，从江西农村到省城打工的夏军（化名）又在为找对象发愁，30岁的他在村里人眼中已属大龄青年，常常被家里催婚。
“现在结个婚太不容易！”夏军说，在当地，找对象一般要男方在县城有房、有车，还要出笔彩礼，一般是28.8万元。他算了笔账：县城买房首付约20万元，装修约15万元，轿车10多万元，加上28.8万元彩礼，仅这些就需70多万元。
“我打工每月挣6000元，一年能存三四万元，结婚光靠自己的积蓄很难承受。家里想先凑钱把房买了，彩礼钱只能向亲朋好友借，婚后慢慢还。”夏军说。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通过持续深入开展移风易俗，一些地方彩礼有所下降，甚至出现“零彩礼”，但也有不少地方彩礼依然居高不下。多名受访群众表示，当地上百万元的“天价彩礼”并不多见，但二三十万元的彩礼确实较为常见。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地方的彩礼还越来越高。“两三年前我们这边彩礼一般是10多万元，如今不少都是20万元起步。”中部某县一名村民说，今年春节，同村一户人家娶媳妇，不算置办婚宴酒席、购买金银饰品等，仅彩礼就22.8万元。
“这些年我们这儿彩礼一路上涨，从十多年前的8.8万元涨到18.8万元，再到28.8万元，如今一般都是38.8万元。”赣北地区一村民告诉记者。
高价彩礼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一些受访村干部、村民说，当地有的人家相亲时先要谈好彩礼，给了彩礼再开始交往，双方后来没走到一起因退还彩礼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
背后有深层次原因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高价彩礼难根治，背后有深层次的文化、经济等原因。
“在传统观念里，彩礼高代表嫁得好。谁的彩礼高，谁就嫁得好。”一些受访群众表示，女方要彩礼，不是要多少钱而是要面子。如果谁家没收彩礼，往往被认为男方家庭困难或自家姑娘有缺陷。
在长期的收送彩礼中，一些地方形成明码标价的地域“行情”。彩礼高的有面子，明显低于“行情”的就感到难以接受，“这也是彩礼很难降下来的原因之一”。
除普遍的地域“行情”外，一些地方往往还存在“条件越差彩礼越高、家庭越困难彩礼越高”现象。
农村适婚青年“男多女少”也进一步抬高了彩礼。“村里姑娘嫁到城里多，城里姑娘嫁到村里的寥寥无几。”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蓝坊镇魏家村村支书魏三忠说，村里适婚青年中男青年约占七成，娶媳妇难问题突出。
破除天价彩礼难题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受访干部群众和专家建议，尽快采取标本兼治的有力举措，推动农村彩礼“降温”。
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了一系列抵制高价彩礼、推进移风易俗的举措，取得一定成效。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等人建议，结合移风易俗和生育政策优化调整，进一步引导群众破除旧观念，树立“彩礼高换不来家庭幸福”“感情才是美满婚姻基础”等理念，摒弃高价彩礼的婚嫁陋习。
“高价彩礼问题在欠发达乡村更突出。”南昌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建生认为，从根本上破解高价彩礼难题，必须加快推动乡村振兴，不断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让年轻人愿意留在乡村发展，让更多男女青年愿意在乡村安家落户”。
人情负担何止彩礼钱？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鼓励各地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降低农村人情负担。
“人情负担”第一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里。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认为，农村本就是人情社会，但一旦人情礼节过于繁重，就会制约乡村正常发展。但要将“人情负担”彻底化解掉，仅靠政府行动是不行的，需要社会各方努力，最重要的是要经济实现充分发展，从而带动精神文明提升。
被异化的人情世故
林格出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实行严格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很多村民想尽一切办法生儿子。在村里，和林格年龄相仿的青年有14个，但只有2个是女性。2名女性陆续都考上了大学，留在城市里结婚生子。而村里约一半男性，都没读完高中，刚成年就进城打工了。
林格记得，家乡彩礼钱突飞猛涨的时期是在2016年，当年年初，邻村一个姑娘嫁人，彩礼是12万，但到年终，又一位姑娘的结婚彩礼达到16万。他说，彩礼这东西有种魔力，只能涨不会降，因为村里有爱攀比的风气，谁家姑娘的彩礼要的少了，会让这家人显得没面子。
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四十余年的朱启臻告诉记者，现在的高价彩礼现象，一方面源自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另一方面是市场化经济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物质基础，再加上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使得人情世故被异化了。
朱启臻曾在一中部省份农村考察，当地村民告诉他，目前村民们最大的经济支出就是人情往来。有农民给他算了一笔账，一年中随的“份子钱”，达到5000多元钱，而当地农民一亩玉米的纯利润才几百块钱。
林格有同感，在农村，不仅结婚贵，而且各种“份子钱”五花八门。他初中毕业后去了省城打工，当时一个月挣8000元。每次假期回到家，总能遇到亲戚朋友结婚、生娃、开业、上学等情形，然后会受邀吃顿酒席。饭局意味着随红包，少说两三百元，多时几千元。他清楚记得，有一年国庆节，他两个同村朋友都结婚。份子钱共随了6000元。
“份子钱就是面子钱。大家都是村里长大，大部分都离开村里去外面工作。随份子钱多不多，能看出来他和那个人关系铁不铁，也能从侧面看出来在外面混得好不好。”林格说，尤其有一段时间，房地产市场爆火，他几个小学同学去江苏昆山当房地产中介，每逢年关返乡，他们随份子钱总出手阔绰，动辄上千元。
林格家乡一位60多岁的村支书告诉记者，“农村一些人结婚喜欢大操大办，有的甚至不惜负债大办婚礼。请的婚车有十几辆，还都是奔驰、保时捷这样的豪车。其实背后就是攀比心理。男方觉得娶媳妇就该风光，而女方觉得这样嫁人才叫有面子。”
移风易俗应重视发展经济
推进乡村移风易俗，近年来得到国家层面重视。在2019年，“天价彩礼”就被中央一号文件点名。而从2021年起，中央一号文件将其表述为“高价彩礼”，并连续3年点名。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2024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该规定剑指“天价彩礼”问题，受到社会关注。司法解释明确指出，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称，司法部门统一裁判尺度，明确标准、定分止争，对于治理“天价彩礼”有特别意义；各级人民法院接下来将通过妥善审理相关案件，以案释法、依法释理，积极配合民政、妇联等部门的前端治理工作。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甚至出台文件对礼金进行“限额”。今年1月30日，江西省抚州市民政部门称，抚州规定彩礼不能超过具体地区村民人均年收入的三倍；2022年，江西省萍乡市民政局等六部门印发方案称，建议彩礼不超过3万元；2023年，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婚改办印发文件称，原则上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婚嫁彩礼不得高于2万元，农村彩礼不超3万。
朱启臻认为，农村移风易俗需要社会多方努力，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仅仅靠行政手段是不够的，“政府下个文件，很难除弊。因为农村人情负担问题，多发生在熟人之间，而且具有一定私密性，这会导致公权力无法监督的情形。”
他表示，高价人情礼金多发生在欠发达地区，在京沪、江浙等发达地区比较少，是因为发达地区乡村经济比较活跃，以及城乡贸易比较频繁，这使得人们不把礼金收入当作重要收入来源；另外，城乡联动密切，会有利于农村人转变思维方式，进而提升乡村精神文明。
朱启臻举例说，他家乡在北京郊区农村，目前没有高价彩礼情况，因为村里年轻人，有很多去北京市区学习、就业、生活的机会，这样一来，人们的收入水平在得到提高的同时，思想上也融入了城市文化，不会过分追求礼金了。
朱启臻认为，移风易俗要取得成效，最终离不开经济发展带来的思想进步。他说，如果每个农村地区都能实现充分发展，人们不管是进城工作还是返乡创业，都能有就业机会，而且有不错的前景，那么“人情负担”现象会和贫穷落后现象同步消失。
提供普惠服务化解负担
朱启臻说，中国传统婚葬其实并没有“高价礼金”一说，我国传统文化比较注重仪式感和俭朴。此外，中国“礼”的核心是相互尊敬，互相帮助，充满人情味道，而现在一些人将婚葬注入了太多功利性元素，失去了礼节本身存在的意义。
他认为，要降低农村人情负担，是一个社会综合治理、循序渐进的过程。目前一些地区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就是有效化解人情负担过重的举措。
据民政部数据，2021年4月以来，全国已确立32个婚俗改革试验区。按照相关要求，这些试验区从开展婚姻家庭辅导、倡导简约适度婚俗礼仪、培育文明向上婚俗文化、传承良好家风家教四方面入手推进婚俗改革。截至2023年11月，全国共创建各类试验单位1806家，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婚姻家庭辅导室覆盖率已接近90%。
为提倡节俭办婚礼，一些地方将村里公共场所作为婚礼举办地。在浙江舟山市黄杨尖村，2021年该村成立了由村两委、老干部、村民代表等组成的红白理事会，将简办婚丧礼俗写入村规民约；还依托文化礼堂作为婚事简办阵地，实行酒席套餐制度，推出1314元一桌的酒席套餐。
多地还推出集体婚礼、慈善婚礼等形式。
为树立丧葬新风，一些地方开辟出公益性墓地。
朱启臻认为，要实现农村移风易俗，长期来看需要依靠经济发展去推动风俗改革，而在短期内，政府或村委会等主体增加普惠性社会服务机会，是有效而且贴合民情民意的。（应受采访人要求，林格为化名）
让“礼”回归情意和祝福的本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室主任胡冰川指出，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降低农村人情负担，主要是指减轻农民在婚丧嫁娶等重大人生事件中由于传统习俗、社会攀比等因素导致的经济和精神压力。
“直接降低农民家庭因婚丧嫁娶而产生的巨额支出，也有助于缓解农民经济压力，促进农民收入用于实际生产和生活消费。”胡冰川说。
农村是“熟人社会”，更加注重人情世故、礼尚往来。要想真正降低农村人情负担，汪三贵指出，必须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汪三贵说，比如可以通过设置红白喜事会，来设定操办婚丧嫁娶相关事宜的规定标准，避免为了面子而奢侈浪费，形成攀比等不良风气，要让“礼”回归情意和祝福的本义。
胡冰川建议，一方面要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比如社区服务中心、文化礼堂等，为农民举办婚礼、葬礼及其他重要活动提供场地和服务支持，减少私人租赁场地的费用。另一方面要倡导移风易俗，规范农村红白喜事等活动的规模和标准。鼓励地方制定或修订乡规民约，引导农民理性消费，抵制大操大办、盲目攀比等不良风气，提倡节俭文明的新风尚。
胡冰川指出，降低农村人情负担具有积极意义。不仅可以直接降低农民家庭因婚丧嫁娶而产生的巨额支出，有助于缓解农民经济压力，促进农民收入用于实际生产和生活消费。同时，也有利于塑造健康文明的社会新风尚，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更重要的是，减轻农民非生产性支出有助于释放更多资金投入农业生产、教育和养老等领域，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长远意义。
（综合来源：新华社、光明网、澎湃新闻、新京报、央广网、极目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