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是一种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文学类型
所谓“生态”,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包括生物之间及它们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状态。人类作为生物之一种,本身亦是一种特定的生态,并与各种自然环境形成环环相扣的关系。但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随着启蒙思想的普及,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逐渐意识到,作为拥有主体意识的生物,人类有理由也有能力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由此形成了生态意识。在这种意识的主导下,不仅创设了生态学,而且不断将生态学融入人文社科领域,涌现了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人类学、生态文化学等,其中也包括生态文学。所以从概念演变过程来看,生态文学不是一种按题材分类的文学,而是一种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文学类型,并受到人类生态意识的内在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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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念的《大湖消息》等作品再现了洞庭湖的过往和新貌。图为反映洞庭湖宽阔浩淼的插画。资料图片
认识到生态文学这一特殊性质,我们再来讨论生态文学,就不会简单地将生态文学视为“自然文学”或“环境文学”,也不会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将自然环境视为可以随意征服或改造的对象,而是立足于生态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稳定、和谐及可持续的发展关系。
因此,我比较赞同王诺教授的定义:“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并从事和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生态责任、文化批判、生态理想、生态预警和生态审美是其突出特点。”这个定义突出了生态文学的核心价值标准,以及它的主要审美特点,强调了生态意识是其内在的主体观念。
生态文学在中国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
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我们虽然可以从《大雁情》《伐木者,醒来!》《七叉犄角的公鹿》等早期作品中,看到一些当代作家关注生态问题的创作,但若从作家主体的生态意识上看,生态文学的真正出现,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了诸多生态问题,也促使人们对盲目追求自身利益的自觉反思。这种反思,不仅触及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质询了人类利益至上的价值观,而且将生态问题纳入人类社会文化伦理的自我批判意识之中,展示了当代作家较为清晰的生态意识。因此,生态文学在中国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它不是源于文学内部的变革诉求,而是来自人们对于自我生存状态的批判性认知,包括人们对于现代文明观念的建构性思考。
从整体上看,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创作实践,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已初现雏形,并在小说、散文、非虚构写作等领域,都出现了一些相对重要的作品,如姜戎的《狼图腾》、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候鸟的勇敢》、阿来的《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沈念的《大湖消息》、李娟的“羊道系列”等。但是,这些作品还是局限于人与自然内在冲突的书写,反思人类过度追求自身利益,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至于生态内部各种相互作用的科学形态,尤其是生物生存的各种智慧和奥秘,都未能获得鲜活精妙的呈现。这也表明,当代作家的生态意识还只停留在现象认识层面,未能深入必要的科学领域,对生态内部彼此影响、相互作用的系统问题,形成卓有成效的思考。应该说,从创作主体的观念到具体的创作实践、理论批评,中国当代的生态文学还没有形成相对成熟的美学形态,也未能形成较为系统的评判体系。
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书写生态危机问题。或者说,将生态文学简化为一种环保文学,特别是一些有关水危机、粮食危机、土地和空气污染之类的报告文学,虽然也探讨了危机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问题,但作家的主要意图还是聚焦于人类生存问题,其骨子里依然在捍卫人类中心主义,奉行以人类生存为最高价值标准,忽略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体间性。
生态文学创作质量有赖于作家的深入思考与审美表达
若从生态文明的高度,有效推动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还必须围绕作家主体与创作实践,着重解决几个根本性的问题。
首先,作家需要具备自觉而健全的生态意识。这种生态意识,既包含作家对于生态问题的科学理解与认知,也包含作家对于“文学是人学”的现代思考。生态问题,说到底,是自然科学探讨的一个重要领域,它主要探索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拥有自身相对完整的研究对象、目标和任务。作家未必是生态学家,但对生态科学的内在属性、研究思路及前沿性成果,应该有所了解。不关心、不了解生态学的基本常识及其重要的研究动向,仅凭自己的想象,很难培养具有科学精神的生态意识。也就是说,作家只有深入了解并把握了一些必要的生态学基本知识,熟悉生态研究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意义,才能更好地确立文学书写生态问题的理论视域及文化立场,也才能在生物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层面,把握“文学是人学”的现代内涵,将“人学”真正纳入“生态学”的科学语境之中,重新建构“人学”的生命内涵。科学的生态意识,肯定不是简单粗暴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不是随意否定人类利益至上的价值理念,而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宗旨,在一种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互构中,传达作家对于现代人的生存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前瞻性思考。但是,受制于文理学科之间的鸿沟与壁垒,也受制于传统生活观念,中国当代作家对于生态的认识还是比较简单的,其生态意识也很难说已达到自觉和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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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的《河上柏影》讲述村中小人物与风物风灵相依相偎的故事。图为书中插图。资料图片
其次,作家需要科学把握生态内部复杂而微妙的关系。生态问题,简而言之,就是生物与其生存发展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既涉及彼此的角色和地位,也涉及人类的文化伦理。理论上,我们可以轻松地提出,生态文学所书写的关系问题,不是以人类为主体的主客体关系,而是不同生物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因为在生态学的认知领域,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主体间性关系,而不是人将自然环境对象化或他者化。他们内部之间相互作用的肌理丰富多样、微妙复杂,共同维系了这个世界的勃勃生机。但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作家要真正确立一种主体间性的生命立场、价值观念及其表达方式,既要尊重自然,又要保护自然,并不容易。自然的伟大、神奇乃至拥有某些“神性”力量,在作家笔下屡见不鲜。破坏自然环境,人类遭受各种惩罚,也在很多作品中不断出现。但是,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物,当他们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时,当他们与周边环境构成难以调和的冲突时,作家如何从主体间性的立场出发,呈现主体与主体之间复杂的互动样态,并立足于生物命运的共同体,赋予其伦理学上的人文观照,这才是难点所在。“凡关系,皆为伦理”,推而导之,“凡伦理,皆为准则”。任何文化伦理的背后,都赋予了人们书写冲突、揭示关系的行为准则。生态文学,需要体现的是主体之间的双向奔赴,是作家对于自然环境内在主体性的激活与彰显。
再次,作家需要对各种生态危机进行深刻的现代反思。王诺就认为,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致力于“发掘人与自然的紧张、疏离、对立、冲突关系的深层根源,即造成人类征服和掠夺自然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等社会根源”。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主宰,始终致力于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并在很多技术的应用中破坏了自然,造成层出不穷的生态危机,从令人恐惧的核污染到全球不断攀升的碳排放,从农药的大规模使用到矿产的大规模发掘,从森林的大量砍伐到水土和空气的大面积污染,早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作家在这方面的创作热情高涨,尤其是非虚构写作领域成果颇为突出。面对各种生态危机,作家们常常通过田野调查、专家访谈、数据分析,不断呈现各种生态危机的后果,也努力揭示其中的原因,其情也真,其意也切。但是,很多作品仅仅满足于技术性分析,缺乏在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乃至社会发展模式上的深度探讨,更缺乏一种主体间性的伦理之思。
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及可持续性,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从来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或者说是人类预设的理想状态。只要地球上存在着不同的生物,只要每种生物都追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就必然会出现各种生态问题,甚至面临各种生态危机。因此,生态危机,在本质上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生物在生存与发展中所遭遇的危机,是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被破坏、阻断或外力干预的结果。在这方面,人类当然负有主要责任。这是人类技术发展的内在悖论,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难之境。中国的生态文学,如何从各种生态危机出发,从生物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探讨不同生物之间相对稳定、健康、和谐共生的发展状态,是创作的重心所在,也是建构中国生态文明的使命所在。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现实书写中的生态危机,还是科幻文学中的生态灾难,我们看到了太多有关生态的焦虑性表达,亟待更多有关构建生物命运共同体的探讨与实践。
最后,作品需要呈现文学应有的审美价值。生态文学毕竟是一种文学,应该展示文学特有的生动、可感、想象等审美情趣,从而区别于生态文化学、生态人类学、生态伦理学等其他人文科学。文学是主情的产物,是作家与表现对象经过情感密切共振的结果。由于生态文学有了生态意识的注入,与其他文学创作相比,理念介入可能更为凸显,这就需要寄理于情、情理交融。我们读到了大量视野宏阔、情感丰沛、表达严肃的“大生态文学”,却很少看到以日常生活为中心的生态书写。真正优秀的生态文学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通过日常生活的审美表达,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吁请人们改变某些不良的生活方式,转换某些危及生态的生存观念,自觉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生态文学也离不开细腻而丰富的想象。作家如果能够立足于主体间性,将自然万物都视为一种生命的存在,那么,其作品就有可能真正激活自然的主体,在解放作家想象力的同时,展示人与自然或不同生物与自然之间饶有意味的生命同构关系。当然,生态文学也不能放弃生态理想的诗性建构,在传承我们古代“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尽情演绎现代生态文明的丰富内涵及其应有的生命情态。
总之,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面临的挑战仍有不少,包括作家理念表达过于突出、作品审美价值偏弱、传统伦理观念的纠缠,等等。它既涉及人们在生存观念上的现代转变,也涉及人类社会文明的现代建构。如今,中国作家应自觉地承担起繁荣生态文学创作的使命,致力于通过作品,唤醒人们对于生态问题的关注,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浸润生活、深入人心。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艺批评研究院主任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0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