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大家谈】

  戏曲在悠久的发展进程中,一直适应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的变化,推陈出新;始终注重艺术价值和教育功能,承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理想、家国情怀等重要文化基因,较为集中、突出地展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特征。

  绵延不绝的连续性

  戏曲在文化长河中绵延不绝,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表征之一,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戏曲演出活动的时间延续。传统戏曲是各地方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仪式戏剧更是和民俗密切相关,其展演和观看过程实质是一种生活样式的延续。起源于商周时期驱疫赶鬼仪式的傩戏,是历史、民俗、民间宗教、原始戏剧的综合体,至今仍活跃在部分地区;持续演出五百余年的广昌孟戏,融合三元将军信仰、祖宗崇拜和祈年纳福的民俗,在赣东地区每年新春仍会展演。此外,一些传承数百年的经典剧目像《赤壁鏖兵》《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至今仍然活跃在舞台上,也显示出戏曲艺术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二是“戏比天大”艺术品格的延续。戏曲演员从入行开始就要接受戏比天大的理念。唱戏先做人,无德艺不立。梅兰芳“蓄须明志、退出梨园”、程砚秋“荷锄务农,归隐田间”、常香玉为抗美援朝义演捐款15.2亿余元(旧币)……这些艺术家心怀家国,俱是典范。崇德还需尚艺,戏曲舞台演出力求完美,“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四功五法”的程式规范和戏曲美学风格的坚持,师带徒各种绝活口传心授,保证了戏曲艺术传承的稳定性。

  三是戏曲教育功能的延续。在民间艺术阶段,戏曲最初的功能主要是娱乐、教化,在愉悦人心的同时针砭时弊、警醒世人。在成熟发展过程中,戏曲的讽谏教化功能被强化,融入作者的善恶、美丑、是非等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成了戏曲教育功能最突出的部分。如梨园戏《苏秦》、秦腔《姚启圣》的主角心怀家国大义,传承民族精神;道情戏《大河古镇》对商人陈三锡救灾济民、扶持同道的赞颂,黄梅戏《六尺巷》对宽容礼让、睦邻友好的推崇,无不是在传扬中华传统美德。

  革故鼎新的创新性

  诚如王骥德《曲律》所言,“腔调三十年一变”;戏曲艺术的发展史,就是戏曲革故鼎新的历史。当下戏曲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两个方面。

  创造性转化,即对戏曲艺术传统的创作模式、思维模式等进行新探索,根据时代观念和生活实践进行呈现方式的重构。在继承戏曲传统程式的基础上,创新表达方式,化用传统程式重新编排。如晋剧新编历史剧《傅山进京》,在扎实继承晋剧传统表演技法的基础上,大胆突破和超越,摒弃传统表演中的单纯“炫技”,把程式技巧融入人物塑造,用传统程式把傅山的硬、傲、狂、倔展现得淋漓尽致。创新性发展,即以中华美学精神为内核,结合当代审美追求与社会实践,在呈现内容方面推陈出新。改编自清代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京剧《范进中举》,在表现“科举制度扭曲人性”这一主题的同时,更多地呈现了范进的孤独无奈、命运的造化弄人等因素,体现出关注个体生命的时代意识,范进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相较小说原有的讽刺气质,京剧《范进中举》具有独立的生命力。

  文化认同的统一性

  “大一统”自先秦时期起即是中国重要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理想。这种统一性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最高目标,也体现在戏曲话语体系中。

  一是戏曲实践积累的概念和法则。我国现有348个剧种,每个剧种都有独具特色的唱腔,但彼此的行头,尤其是服装却十分相似。此外,各剧种的行头使用规则颇为统一:根据角色地位、性别、性格搭配,同时颜色上也要有所区分,严格遵循“宁穿破,不穿错”的原则。蟒服有“上五色”(红、绿、黄、白、黑)“下五色”(粉红、湖色、宝蓝、紫、古铜或铁香色)的区别,一般皇帝穿黄色团龙蟒袍,丞相、驸马穿五色蟒袍。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是历史沉淀下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是对传统的尊重与敬畏。

  二是戏曲实践的理论总结。无论是“以歌舞演故事”的概括,还是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的归纳、“演员中心论”的提出等,中国戏曲所具备的艺术特色,所蕴含的中华美学精神和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价值观念,都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表现为对疆土统一、政治统一、文化统一的追求。不管是南戏对元杂剧“一人主唱、一唱到底”形制的突破,还是花部诸腔取代了雅部的地位,其固有的内涵仍代代延续。这种传承对维系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是戏曲艺术统一性的突出呈现,也是戏曲连续发展的基础。

  兼收并蓄的包容性

  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绵延数千年从未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能够传承至今,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始终秉持的开放包容精神。中华民族始终对外来的异质文明予以尊重,在求同存异、和谐共处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其精华以充实、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作为具有高度综合性的艺术之一的戏曲,秉承了这一文化品格,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和吸纳能力。

  各剧种在保持原声腔系统的稳定性和有序性的基础上,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相关文化内容的借鉴与吸收。例如,河南梆子不断吸收罗戏、卷戏、河南民间说唱艺术、民间舞蹈艺术等元素,逐渐成为河南地方戏中最具代表性的剧种——豫剧;越调在吸纳板腔体音乐元素后,慢慢从曲牌体演变为板腔体,并逐渐融入众多杂腔小调,获得了不断发展的内生动力。

  戏曲在坚守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同时,也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自觉吸纳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如舞台呈现方式等,使中国戏曲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实现“美美与共”。京剧《悲惨世界》(改编自雨果的《悲惨世界》)、川剧《欲海狂潮》(改编自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黄梅戏《仲夏夜之梦》(改编自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等跨文化戏曲改编作品,保留了域外故事框架和人物设定,其他方面则力求实现“中国化”和“戏曲化”,“洋为中用”,是戏曲艺术兼收并蓄特性的极佳注脚。

  向善而行的和平性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主要体现为追求心性平和、关系和睦、和平发展等,这种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向善而行的文明观,从古至今在戏曲中都有深刻体现。

  一是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儒学道德秩序融入戏曲故事,形成了“推己及人”的人际关系准则。花鼓戏《乡里乡亲》的主人翁都是当代农民,他们把“宁亏自己不亏人”作为基本的道德准则,心怀宽厚,以恩报怨,谋求化解仇恨,共享和睦幸福。这些价值观念是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二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戏曲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推崇天下为公的治世之道,引导人们超越个体、休戚与共。在“和为贵”的基础上,发展了“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国虽大,好战必亡”“四海之内皆兄弟”等和平思想。秦腔新编历史剧《班超》,再现了班超团结西域各民族人民维护边疆和平的大义;评剧整理改编传统戏《新四郎探母》,赋予剧本宋辽休战的大团圆结局,男主杨四郎发出了“开商埠通有无为共同心愿”的和平呼声。

  戏曲的文化特性与戏曲的诞生、发展紧密相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尊重戏曲的艺术发展规律,加快提炼展示戏曲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讲好戏曲故事,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戏曲研究题中应有之义。

  《光明日报》(2023年12月17日 12版)

  (作者系:安徽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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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绿色华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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